舆论嵌入与信息政治的兴起
时间:2018-09-05 13:47:22   来源: 公共外交季刊   发布:公共外交网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不断深入,以沟通、循环和探寻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舆论及其公共性生产过程日益嵌入社会和政治过程、权力运行中,形塑出新的信息政治景观。

  

  在公共舆论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范式,是把公共舆论视作实体性的社会存在,其中有三个要件:一是认为公共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二是这种意见具有多数特征,三是公众意见外在于权力并与权力对立。

  

  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上述范式需要转换,公共舆论不再仅是“公众”的意见:首先在人类群体中区隔公众,在意见流中区隔公众意见,既不符合现代公民权利观念,也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其次,认为只有呈现出多数特征之后才有公共舆论,是把特定范围内的投票行为等同于公共舆论了;再次,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中,公共舆论与权力不是截然二分的,权力机构和公共官员也在不断地发布信息、表达意见。

  

  作为意见市场的公共舆论,是围绕特定主题展开的对话和探询,这是一个由多种信息流、意见流构成的沟通过程。意见流、信息流之所以被称作公共的,并非预设意见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是借助意见流、信息流的多视角、广联结和循环性,经由这一探询过程,赋予某个主题以公共性——这一公共性赋权过程就是公共舆论。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影响的不断深入,以沟通、循环和探寻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舆论及其公共性生产过程日益嵌入社会和政治过程及权力运行中,形塑出新的信息政治景观。

  

  信息社会公共舆论的嵌入

  

  对于信息社会,人们已经没有什么怀疑。但是,对于在信息社会中即将浮现出什么样的权力体系,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为了描述正在浮现的信息权力形态,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是以韦伯式权力为基点,研究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舆论与权力的关系演变以及权力演变的轨迹和趋势。

  

  权力具有空间性。权力空间首先体现为权力的范围,在垂直层面,权力空间体现为权力落差。在前者确定的前提下,权力关系主要就是权力的等级支配关系,韦伯研究的重心就在这里。权力金字塔有自己的顶端和底部。顶端与底部的距离不是无关紧要的,权力落差的变化意味着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在线性的体制下,权力落差的缩小意味着权力强度的提高,权力落差的扩大意味着权力强度的降低。在制造业秩序的视域下看就是如此。

  

  德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承接韦伯,研究了随着博弈者数量增加而引起的权力变化。在垂直等级化的权力体系中,随着博弈者数量无限增多,最终导致权力完全网络化,权力由被服务的对象转变为服务他人。从这一简单的概述中可以看出,权力具有不断集中和“再封建化”的内 在机制。权力的这一演变轨迹今天仍然可以清晰观察到,比如,跨境金融交易、国际“避税天堂”、大型跨国机构、“伊斯兰国”等,类似欧洲中世纪的专制诸侯国,这些不断增多的“私有化”权力实体侵蚀着国家的主权权力。

  

  实际上,信息时代的权力演变要复杂得多。信息社会中主体和客体的普遍流动深刻改造着工业化秩序下的垂直权力体系,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所有权力层次上都出现了信息场域。信息社会则把旧的工业社会权力结构的每个节点都转变成信息化的场域。

  

  在此,可以把价格机制嵌入经济过程视作公共舆论嵌入的模本。

  

  1936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发表了主题为“经济学与知识”的演讲,提出了知识分工才是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在信息不受阻碍的流通中,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够根据同样的价格信息来生产。价格机制的实质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价格机制是将无数陌生人联结起来的长链。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机制。首先,它传递信息;其次,它向人们提供刺激;再次,它用来分配收入。由于这一长链的存在,一个社会中彼此隔离的生产者、消费者才能抱着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合作。作为一种信息流动机制,价格机制中的信息就是无数有着明确行动目标、寻求自身利益满足的个体发出的信号;信息流动的动力机制深嵌于信息系统内部,也就是说,行动者发出的信号本身就具有动力性质,它刺激着其他个体做出反应。在市场经济中,这一信息流动机制的独特性在于没有一个中心控制系统,价格体系所传递的信息自身就具有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它能够唤起人们的行动,无须一个控制系统再给予动力。

  

  经济过程中的价格机制与政治过程中的公共舆论机制类似,都具有长链和生产性功能。在信息社会,政治过程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嵌入了公共舆论, 而舆论对权力的场域化切割导致权力体系趋于水平流动。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公共舆论在两个领域的嵌入。

  

  一是嵌入社群、社区构建。在工业社会或制造业社会,权力运行依靠的是社会化的社区组织,社会行动是基本的分析单位。这种社区具有地缘上的邻近性。社会关系发生在邻近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长期的。通过社会关系的纽带,人们被联结到一个结构中。

  

  而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这种邻近性和结构性被信息的流动改变了。各种各样的流,观念流、信息流、资本流、物流、移民流、影像流、全球游客等,组成了网络化的信息空间。瞬间的、远距离的和流动的信息冲击着人们的感知系统,给稳定的社会机构带来种种风险,导致旧的社会纽带弱化和解体。在信息社会,沟通媒介是社会的主导性原则,沟通媒介成为社会事物的核心。由信号和流动组成的信息成为社会的基本分析单位。

  

  信息社会中由信息或媒介创造出的新的社会联结有时被称作“虚拟社区”,这是在与实体性社区比较的意义上使用的。虚拟社区是一群主要借由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信息和关怀。这里,虚拟并不表示不真实或不现实。在信息时代,人们利用大众媒介和不断涌流的信息构建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着自己的生活空间并追寻着生活的意义。这种构建活动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家所在的社区,却是同样真实的。

  

  二是嵌入决策系统。能够参与直接决策的总是少数人。所有的决策,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系统中。高质量的决策需要过滤掉过于情绪化的要求,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都会采取措施隔离公共舆论流。

  

  对现代决策系统的研究发现,存在着一种“小集团思维”。用美国心理学家贾尼斯的话说,它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人们深陷一个内聚的团体时,团体成员对团结一致的追求取代了他们对不同行动步骤进行客观评估的动机”。在这个团体内,存在着一种团体压力,这种压力导致心理效率、道德判断力和现实感觉水平的降低。在决策过程的讨论阶段,团体内部通常都存在着一个似乎体现着正确决策意见的“思想保镖”,以抵御外部影响和内部不同意见;团体压力与“沉默的螺旋”一样,导致出现一边倒的意见流。

  

  在信息时代,公共舆论的意见流正逐渐冲破决策系统精心设置的隔离外壳,嵌入权力及决策系统内部。在决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处理的每个议题,都嵌入了多种意见流的对抗和争辩。信息时代舆论嵌入权力和决策系统,带给领导人的挑战是巨大的。处于不同层级上的决策者都要回答“如何建立起与公共舆论流连接的机制,但又保持决策的理性化和独立性”这一问题。

  

  舆论的嵌入甚至影响到战争这一人类最具强制性的权力。在前信息时代,战场是封闭的;而在信息时代,战场上则密布着摄像头,各种影像资料源源不断地通过电视等媒介在全球传播。军事专家对战场上的进展实时解说,预测敌对双方的军事行动,模拟战斗场景——存在于公共舆论中的战争开始对实际的战争进程产生影响。

  

  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埃默森•布鲁金与新美国基金会战略学家辛格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称,社交媒体已经“武器化”了。他们撰写的文章说,“伊斯兰国”发明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使追随者可以将推特账号与之关联,允许“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自动发帖。两位研究者总结说,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了“我们与他们”的“敌人—朋友”叙事方式,经由愤怒情绪主导的中介机制,将病毒一样的意识形态传染给更多的人群,引发沉睡已久的仇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的舆论直接影响了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信息政治的几个主要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和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信息政治的若干特征在不同国家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下面我们概括地予以描述。

  

  一是流离政治的兴起。信息网络场域的兴起组成了相互重叠、相互联结的新社群和新社区,这改变了权力结构。众多网络场域被各种信息填充,每个这样的场域都是一个舆论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信息的移植、交换和生产。等级化的垂直权力被信息流层层切割,以至于权力越来越趋于在水平层次上运动。以往把权力区分为上层和下层、支配和被支配的做法逐渐失去效用。权力处在流动状态,权力空间变成了一个流动性空间。

  

  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具有中心性,而与此相关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资本和积累来展开。而在信息时代,由于舆论的嵌入,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连接、沟通和循环,那些处在连接和循环核心位置的社会群体和地点将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博弈的主要场域。

  

  在信息政治中,存在着两个社区,即由信息流创建的虚拟社区和现实地理空间上的社区。信息流创建出的社区与实体性的社区具有同样的功能,可以动员起来观念流、资金流和社会团结,两者还可以相互连接,可以从线上到线下,也可以从线下到线上。

  

  对于网络动员,理论上尚存在一定争议。研究发现,网络创建出来的信息社区不是虚拟的,更不是无定型的,而是有着与传统的社区同样稳定的特质。网络空间中的弱连接更适合电子动员,尤其是跨国动员。对于接受新信息和完成任务而言,弱关系实际上效果更好,因为新的信息不大容易进入一个邻近的、稳定的和面对面交往的团体。网络场域已经开始创制权力,拥有了国家机器的某些职能。

  

  印度裔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通过研究印度裔美国人如何借助电子媒体参与印度本土政治,揭示了“流离政治”功能。

  

  他发现,在美国的印度人能够很便捷地直接得到有关印度发展的信息。在美国的印度人之间围绕族群暴力、国家正当性和党派政治的对话,为他们在美国的“少数主义”政治创造了新的结盟和动员形式。许多通过电子手段积极介入印度政治的人,也往往是最不遗余力地在美国各城各区中重新组织各种流离政治的人。阿帕杜莱分析说,这些现象暗示着,虚拟电子邻里为印度人提供了新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作为美国教师、出租车司机、工程师和企业家,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或郊区参与地方性的生产之中。阿帕杜莱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全球电子化转型对流离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是地方政治中的一个全新元素。流离人口将这些影像、新闻和观点等全球信息流带入了他们的电子邻里空间,并以特定方式助长了产生邻里空间过程中的内爆力量。

  

  因此,信息空间中的政治也是现实政治,试图区隔出一个政治现实空间和政治网络虚拟空间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

  

  二是政治沟通方式的变化。每位领导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与民众沟通的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常常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平静地与民众进行“炉边谈话”。广播是一种垂直的、单向的传播系统,罗斯福借助这一传播媒介建立了一个权威的、理性的、温和的领袖形象。在信息时代,仅凭这种沟通方式已经很难取得成功了。

  

  在欧美发达国家,信息政治开启了新的政治沟通和动员模式。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政治组织基础  比较弱的两位竞选者——特朗普和马克龙——当选。特朗普遭到大多数传统媒体的反对,来自本党(共和党)的支持也远不如对手得到的本党(民主党)支持多,马克龙是从社会党中脱离出来的“政治素人”,几乎没有组织基础,但是他们都成功当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通过网络进行动员。

  

  我们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和当选之后,特朗普都十分重视推特,因此他被称作“推特总统”。在竞选过程中,通过推特表达政见是正常的,但在当选总统并且已经组建了决策团队之后,仍然通过推特发表对政策问题的看法,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他每次在推特上的表态总能吸引公众的注意,相关的公共舆论也随之掀起波澜。

  

  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个人推特为中心的舆论场嵌入决策系统中,这个决策中心与建制化决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增加了决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在推特上,特朗普与其他用户是一样的个体,他们之间没有权力关系, 他的意见,即使在成为总统后,仍然是个人意见。因此他发的推文,不是在教育民众,不是在传达命令,而是在试探和询问,跟帖、转发、评论汇集成一个意见中心,他本人、他的决策班子以及其他政治人物,都可以通过观察这个舆论涌流判断民意。特朗普的“推特治国”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信息政 治。公共舆论的嵌入为决策植入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面对这种信息政治,其对手会感到焦虑和无从把握,而特朗普则从这种不确定性中得到好处。

  

  三是政治风险增大。舆论在权力和决策系统中的结构化,造成权力运行和决策系统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政治风险加大的趋势。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确定性的回归呢?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解释直指各种能够“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风险的“知识”。这些“知识”意味  着“界定风险的权力”。那么,为什么“知识”会成为风险增加的因素呢? 根据贝克的解释,“知识”实际上是知识剩余或知识的副作用。正是知识剩余造成了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各种制度设计中,比如说在现代工业、金融市场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都包含着这种知识剩余。只不过,以前它们被视为在现代理性所主导的概率计算范围之内的正常现象,因此为公众所容忍。但是,在信息社会中,它们都以“风险”的形式被大众重新发现,并且借助全球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在极大的范围内被传播。

  

  在一个不断信息化的社会里,随着媒体的社会渗透度日益增加,风险也就无可避免。而且,由于技术条件的提升,媒体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提升。

  

  一方面,在广度上,新兴的网络媒体使得世界变得一体化了。网络媒介把信息和知识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社区。但与此同时,与知识相伴随的风险也被传播到每个角落。在全球层面上,很难有哪个地方、哪些人群能够“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在深度上,信息媒介也使得全球连接的触角深入极为隐蔽的私人领域。公民对社会充满疑虑和担心。

  

  然而,风险——尤其是全球性风险——又表现为一种与之相反的逻辑: 风险其实是一种沟通媒介,而且是一种不自觉的、非意向性的、但具有强制性的沟通媒介。这是因为,对于彼此隔绝也互不关心的现代公众来说,一旦他们感知或者认识到,他们被置于同一风险处境时,彼此之间的沟通就可能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在这一条件下,风险就有可能穿越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国家等现代性边界,进而把不同背景的阵营、党派与国家团结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不仅仅是破坏性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进步的和解放的力量。

  

  为政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息社会中政治的高风险性。

  

  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叙事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前权力总是要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话语修辞,而随着沟通媒介或舆论的嵌入,权力变得像是拼贴画,宏大的单一叙事被不断涌进的信息流切割,变得面目全非。结果,支配性权力实施卢卡斯“第三维度”权力,即误导认知的能力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舆论结构中总是包含着要求对话的力量,沟通和循环总是能够把要求对话的力量带入现场。这意味着权力随时要面对“闯入者”和诸多不确定的意外事件,随时要做出回应。对于权力来说,这是一个新现实。

  

  政治风险加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舆论嵌入刺激着一些团体发出声音。以往支配者总是用等级、资历、程序、技术能力等为借口阻碍一些人参与到对话中来,在信息时代,这些理由都不再成立。权力中的舆论结构是一个即时应答的结构,拒绝作出应答本身就是风险。斯科特所说的“共谋的沉默”,本•阿格(Ben   Agger)所说的“社会结构化的沉默”,诺依曼所说的“沉默的螺旋”等预示着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将不断受到深嵌于权力中的舆论的质疑。权力自身也成了一个自我探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权力系统开始具有自反性。

  

  张剑荆: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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